忽然忆起了几个往日的朋友。

    一个是四川苍溪的张蜀梅，一个是甘肃岷县的张勤，又一个是陕西富县的周淑莉，再一个是湖南的白红雪，还有一个是北京房山的帅希林，另一个在湖南株州面粉厂工作，是个女孩，名字不记得了。他们都是和我同期参加人民文学创作培训中心作家班学习的学员。

    和他们相识，是在人民文学创作培训中心举办的西安临潼笔会期间。那时侯我二十六、七岁，比他们年长，是他们的大哥哥。张蜀梅热情开朗、落落大方，在笔会上很活跃。张勤文文静静、轻声细语，十分招人喜爱。她还弹得一手好吉它，曲调悠扬，娓娓动听，吸引了好多赞赏的目光。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红雪，这个来自湖南的小伙子，穿着打扮是与会学员中最不讲究的，他穿着普通蓝色布料上衣和有个破洞的布鞋，头发蓬松、行色匆匆的样子，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深感不安的是株州面粉厂的那个女孩，因为她是所有学员中和我走的最近好友。可惜时日已长，竟然把她的名字忘记了。那天晚上，她到我的房间和我聊天时，称呼我“桦老师”，经我解释，才知道我不姓桦，遂改称“桦楠老师”,我不同意她称我老师，后来她就对我直呼其名了。由于口音的缘故，她把“桦楠”念做“hua  lan”,经常“hua lan  、 hua lan”的喊来喊去。听着她的呼唤，我感到很温暖。临潼笔会期间，我们五个好朋友拍了许多合影照（周淑莉没有参加临潼笔会或其时还不认识，所以在临潼笔会时我们没有和周淑莉合影）。我诗集中收录的三首诗——《给那个属蜜蜂的女孩》、《赠别》、《阳光在玉茭苗的摇曳中泛绿》，既是我分别赠送给张勤、张蜀梅和株州面粉厂那个女孩的。几个月之后，我和张勤、张蜀梅、帅希林又重逢在人民文学创作培训中心北京笔会上，并新结识了周淑莉。帅希林刚刚在新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歌，我们都向他表示庆贺。笔会结束后，鉴于我对北京比较熟悉，我领着张蜀梅、张勤、周淑莉、白红雪，在北京玩了一天，并在当天找了个旅店，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大家告别后，我和周淑莉乘坐北京开往西安的列车，经石（石家庄）太（太原）线回到了家乡。我收录在诗集中的短诗《你走之后》，就是和淑莉在阳泉站分手后写的。看着列车渐渐远去，我送走了在人民文学创作培训中心一起学习的最后一个朋友。自那次分别后，我和他们再未谋面。后来，张蜀梅和张勤曾给我寄来过她们的作品，我选发在我供职的报社的报纸副刊上和我县某诗歌社团主办的社刊上。我清楚的记着，张勤发表在诗社社刊上的那篇散文的题目——《我要回家》。

    在北京笔会上，人民文学社推荐部分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学员到复旦大学深造，我和张蜀梅、张勤名列其中。我们为能够获得这次难得的机会欣喜若狂，相约在复旦大学再见。但是，我在为筹措学费和安置家里的生活向单位和县里求助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单位和县里均婉言拒绝了我的求助要求。当时我在工作的县报社，每月只有120元的临时工资，又要负担一家四口人的生计，确实没有多余的资金满足上学深造的需要。求助要求被拒绝后，我万念俱灰，捧着入学通知书潸然泪下，并由此生发出了下海经商的念头，决心通过经商改善经济条件后，再度求学深造。与此同时，我接到了张蜀梅的来信，信中坦诚地提出让我帮她筹集一部分学费。由于我的困难处境，我终于没有完成朋友的重托。我向张蜀梅问及张勤的状况，张蜀梅说张勤因为学费的问题，恐怕难以成行。果不其然，除张蜀梅外，我和张勤都没有了却这一夙愿。1993年冬，我和我的员工趁到常熟进货的机会，去复旦大学看望张蜀梅，准备弥补一下过去的缺憾，给张蜀梅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无奈在门卫登记处徘徊数小时，终未打听到张蜀梅的下落，只得作罢。

    而今一晃16年过去了。时世繁复，万物变迁，朋友们的音讯杳然无闻，不知所归，而他们的音容笑貌，清晰可闻，历历在目。惨然之际，越发想念曾经的朋友。今日上网搜索到一个叫“张蜀梅的记者生涯”的博客，细观相貌，和我的朋友张蜀梅十分相象，该张蜀梅人在广东，仿佛四川人氏，不知此张蜀梅是彼张蜀梅否？真想乘风而起，搏击长空，飞到朋友们身边，倾诉依依别情。

    谨虔诚地为我的朋友们祈祷，愿他们事业兴旺，生活幸福。